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紧紧围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创新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强化知识产权法院和法庭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依法审结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案件，为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2018年全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562件。在新收案件中，按照案件审理程序划分，共有二审案件24件, 提审案件176件，申请再审案件1335件，请示案件26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按照案件所涉客体类型划分，共有专利案件684件，商标案件711件，著作权案件50件，垄断案件1件，不正当竞争案件36件，植物新品种案件15件，知识产权合同案件35件，其他案件30件（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审判管理事务）。按照案件性质划分，共有行政案件641件，其中专利行政案件120件，商标行政案件507件，其他行政案件14件；民事案件913件; 刑事请示案件7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

　　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447件，其中，二审案件21件，提审案件154件，申请再审案件1243件，请示案件28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在审结的1243件申请再审案件中，裁定驳回再审申请976件，裁定提审190件，裁定指令或者指定再审52件，裁定撤诉18件，以其他方式处理7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审理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的基本特点是：全年新收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数量达到1562件，同比增长74.1%，其中专利和商标案件增长幅度较大，分别同比增长103.6%和80%，预计2019年案件数量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与专利和商标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仍在全部受理案件中占有最重，分别占比43.8%和45.5%；专利民事案件中权利要求解释标准进一步明确，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赔偿数额的确定仍是焦点和难点；专利行政案件中创造性判断依旧是核心问题，司法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审查和监督职能进一步强化；商标民事案件中再审比率较高，对主体适格、假冒商品辨别、惩罚性赔偿等问题明确了相关标准；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的判断仍然是商标行政案件中的主要焦点问题之一，此外，因权利障碍消失导致的提审案件数量仍然较多；著作权案件总体占比较小，涉及独创性、权利归属、重复授权、涉著作权集体管理等法律问题；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商标秘密案件数量不多，但涉及到标书的秘密性、竞业禁止协议的审查、秘密点对产品的贡献等问题，审理难度较大；垄断案件数量较少，当事人诉讼能力尚待提高，互联网环境下新商业模式和技术模式不断涌现，为反垄断司法审判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侵权主体和侵权性质的认定仍然是植物新品种案件审理中的难点，繁殖品种的差异与行为性质之间的关系值得司法实践进一步研究与关注；技术合同案件中，双方履约行为的判断通常包含对复杂技术问题的认定，对有关专业问题的事实查明方式尚待规范；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工作及“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

　　本年度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审结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中精选了28件典型案件。我们从中归纳出37个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现予公布。

　　在再审申请人深圳市华泽兴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广州同明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10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包含有特定功能、效果的技术特征，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具体实施方式的，该技术特征不属于“功能性特征”。

　　在再审申请人临海市利农机械厂与被申请人陆杰，二审被上诉人吴茂法、李成任、张天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蔬菜水果分选装置”专利侵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180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技术特征中除了功能或者效果的限定之外，同时也限定了与该功能或者效果对应的结构特征，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该结构特征的具体实现方式，并且该具体实现方式可以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则这种同时使用“结构”与“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并不属于“功能性特征”。

　　在前述“蔬菜水果分选装置”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等同特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应技术特征与功能性特征……等同”的认定在适用对象、对比基础以及认定标准方面存在重要区别，不可混淆。

　　在再审申请人SMC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乐清市中气气动科技有限公司、倪天才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电磁阀”专利侵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19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共同侵权应该具备以下要件：加害主体为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各加害人主观上具有共同意思；各加害人彼此的行为之间客观上存在相互利用、配合或者支持；各加害人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在其共同意思的范围内。

　　在前述“电磁阀”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法意义上的帮助侵权行为并非泛指任何形式的帮助行为，而是特指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将侵权专用品提供给他人以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在再审申请人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侵害专利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410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及药品管理和注册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要求药品专利权人在配合制定国家强制性药品标准时对药品专利的许可使用作出“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药品专利权人在与涉案专利有关的国家药品标准的制订过程中，针对涉案专利的许可使用作出过“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因此，涉案药品专利的许可使用不适用“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

　　在再审申请人浙江福瑞德化工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天津联力化工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38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增加了技术特征，被诉侵权人主张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应举证证明权利人“限缩性修改”的具体情形，以及是否因此导致放弃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而权利人主张其修改或者陈述“未导致技术方案的放弃”，不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则应由权利人就“限缩性修改被明确否定”承担举证责任。

　　在再审申请人义乌市贝格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张海龙与被申请人上海艾尔贝包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414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主张适用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举证责任倒置时，应当对方法专利直接获得的产品为新产品承担举证责任。

　　在再审申请人无锡国威陶瓷电器有限公司、蒋国屏与被申请人常熟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再11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选择以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计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对于多部件或者多专利的被诉侵权产品，原则上不宜简单采用侵权产品销售总金额乘以侵权产品利润率的方式计算侵权获利，而需要考虑涉案专利对于侵权产品利润的贡献度，以“侵权产品销售总金额×利润率×专利技术对产品价值的贡献度”的方法进行计算。对于专利技术对产品价值的贡献度，可以结合涉案专利对产品的重要性等因素酌定。在侵权行为可分的情况下，计算侵权损害赔偿时，如果既存在可以较为精确计算权利人损失或者侵权人获益的部分，又存在难以计算权利人损失或者侵权人获益的部分，可以对前者适用以权利人损失或者侵权人获益计算赔偿，对后者适用法定赔偿，以两者之和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在再审申请人山东金锣新福昌铝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东鼎锋门业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414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以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对同一被诉侵权产品提起侵权诉讼，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侵权行为，人民法院分别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并不属于重复计算。

　　在再审申请人北京华捷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鼎盛门控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电动收缩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2018）最高法民再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具有解释作用。在不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对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影响，会与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发生明显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确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应当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

　　在前述“电动收缩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未能提供被诉侵权产品实物，但权利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的部分视图的，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基于该类产品的特点，合理推定被诉侵权产品其他视图中的设计特征。

　　在再审申请人青岛美嘉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青岛市知识产权局、一审第三人王承君专利侵权行政处理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申154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要求的解释要考虑说明书中有关本专利发明目的的说明，即便权利要求中对某一特征没有进行明确限定，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明显采用了与实现本专利发明目的不同的技术手段的，不应认定构成侵权。

　　在再审申请人埃意（廊坊）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王贺、姚鹏、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安全带提醒传感器”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2018）最高法行再3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正确认定区别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即使被诉决定或一审法院对涉案专利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未作认定，或者认定错误，亦不必然影响二审法院对权利要求是否具有创造性作出正确的认定。

　　在前述“安全带提醒传感器”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区别技术特征在权利要求技术方案中的作用、功能、技术效果作出认定的基础上，如果现有技术整体上给出了将区别技术特征应用于权利要求技术方案的技术启示，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认识到此种应用可实现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作用、功能、技术效果的，则可以据此认定现有技术整体上给出了技术启示。

　　在再审申请人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加热器”发明专利驳回复审案）【（2018）最高法行再13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同一项权利要求中以“或者”等方式限定的多个并列的技术方案，如果其保护范围相互独立，则应当对其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创造性分别作出认定。

　　在前述“加热器”发明专利驳回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认定权利要求的创造性时，区别技术特征的功能和技术效果是认定该权利要求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根本依据。在认定其功能和技术效果时，应注意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与说明书中记载的具有特定功能、技术效果的技术方案具有对应性。如果二者存在实质性差异，则需要根据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的具体情形，相应确定区别技术特征能够实现的功能、技术效果。

　　在前述“加热器”发明专利驳回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说明书中明确记载了区别技术特征同时具有多个方面的功能和技术效果，那么在确定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其他对比文件是否公开该区别技术特征，现有技术整体上是否给出技术启示。